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时间较早，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且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应予以多要素、系统性保护的村落^[1]。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凭借其独有的自然、社会条件，成为大都市边缘区乡村经济新业态的重要承接点^[2-3]。乡村是实体景观的体现，同时也是文化景观的载体，但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大量资本涌入使乡土文化遭到破坏，出现人口外流^[4]、文化基因断裂^[5]、地域空间退化^[6]等问题，导致村落的乡土特征面临消失的风险。目前，许多传统村落在开发时重发展、轻保护，这些村落逐步成为城市的附庸^[7]。为此，国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解决村落“失活”问题。自2012年国家启动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以来，截至第六批评选工程结果已有8 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名录，实施挂牌保护制度，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背景下，揭示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价值，对村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传统村落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1)研究对象方面。不同区域的村落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形态特征，各类地形区^[8]、行政区^[9]、民族区^[10]和流域范围^[11]等村落形态演化规律和特征类型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多从宏观范围对村落空间形态进行比较或从微观视角对单个代表性传统村落进行分析^[12-13]。(2)研究内容方面。传统村落表现出突出内在价值，学者针对民居建筑、聚落格局和景观价值进行调查分析^[14-15]，探讨聚落建筑空间特征、公共空间形态和多元文化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综合视角下多学科融合的研究逐渐增多，针对乡村聚落的研究开始从单一物质要素^[16]转向物质、文化等综合要素^[17]，探究乡村聚落在各个层面的形态表征。(3)研究方法方面。对传统村落形态的研究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从描述性分析到量化指标模型评价的研究过程^[18-19]，田野调查^[20]、景观基因理论^[21-22]等定性方法以及GIS技术^[23]、RS技术^[24]、空间句法^[25]等定量方法被应用于乡村形态研究。

传统村落作为历史进程的产物，其形态构成蕴含多维特征，人的因素在形态形成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当前研究对传统村落物质形态给予较多关注，并对社会文化层面日益重视，但仍缺乏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来有效融合与整合多种理论与方法，全面识别传统村落形态。同时，在探讨传统村落形态时，对于村民参与及其作用的分析显得不足，缺少相关衡量指标。此外，关于村落保护机制尚不够明确，由政府主导的保护政策多聚焦于静态表象空间保护，而忽视在村落演化中的村民实践所体现的隐含价值及其对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康泽恩形态学理论、表征与非表征理论构建了传统村落形态的识别体系，以湖南省郴州市庙下村落为案例展开实证研究，采用案例区空间数据库搜集、参与式评估、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方法对庙下村落景观形态及其现存问题进行调查，通过表象空间与隐含空间的特征分析来实现聚落景观形态的分区保护及治理，通过明晰村落形态特征探究传统村落人地关系，构建村落形态可持续保护的普适路径。

1.   传统村落形态特征识别框架

物质与文化在传统村落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了互动共生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实体为文化活动提供展示和传承的空间和载体；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则通过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对物质空间进行渐进式的引导和塑造。形态涵盖了具象的物质空间与抽象的非物质文化，由各种要素历经历史积淀而成^[26]。从形态的视角分析聚落，本质上是从物质与文化的双重维度理解传统村落^[27]。本文构建了传统村落形态识别与优化框架，基于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等资料，梳理传统村落形态特征的识别优化过程(图 1)。

图  1  传统村落形态识别与优化框架

Figure  1.  Ident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village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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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因素在形态的形成与表征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物质-文化互动视角的传统村落形态研究需要经历演变历程与构成分析。康泽恩形态学派构建“时间-空间-人物”三维框架，形成“形态区域”“边迹带”“形态时期”“地块循环”“作用者”5个核心概念^[28-29]，本文以康泽恩形态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传统村落的形态演化规律，凝练其核心要素在不同时期的形态特征。非表征理论关注空间和时间，从居住者视角理解空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30]，表征理论则侧重于通过符号和图像呈现特定意义，依托于特定空间载体，共同为文化构成分析提供路径。本文提取出当前时期的形态截面，借助形态构成学理论、表征与非表征理论抽象出点、线、面物质要素作为物质载体进行特征识别，探讨物质与文化在形态空间中的互动，构建传统村落形态分析概念框架，为解释村落形态的演化过程提供完整理论体系，对村落形态保护机制的建立具有参考意义。

传统村落是历史与环境结合形成的综合体，在保护过程中需要重视提升保护的多重性和多样性，本文将村落形态作为探索村落特征的“听诊器”，在物质层面明晰村落历史发展趋势，将村落内部物质-文化特征显化为“心电图”，深入挖掘传统村落表象与深层特征，采用图谱分析方法揭示其复杂性和独立性，以提出治理优化的可行策略。基于此，传统村落的形态识别及优化可分为识别聚落形态演变规律、聚落物质文化特征、聚落形态治理系统及其社会基础3个层面问题：(1)村落会受到历史的影响，不同时期形态特征具有明显差异，但不同时期聚落形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理清村落形态的形成脉络，剖析历史演化规律，可为阐释村落形态各类构成要素及其对形态的作用提供更好的现实基础。(2)村落在经历多时期演化后形成较为稳定的现实形态，而现实形态包含两个层面要素：一是显化的物质结构形态要素，包括构成形态的“点—线—面”，重塑着乡村的骨架；二是隐含的景观文化形态要素，其本质是乡村结构之中的纹理细节和活动实践，具体而言是以人为载体的与“行为—空间—时间”相联系的非表征表达，以及以空间为载体的建筑质量、建筑风貌和建筑层数等指标包含的文化价值的表征化表达。乡村内空间表达是一种介于2D表示与3D模型之间的2.5D空间，2.5D表征空间之间具有相依关系，反映当地居民将一些生产生活的积淀以民居的形式附着在乡村土地上，形象化地展示乡村空间并非平面空间，而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折叠空间，包含复杂的纹理和作用机制。(3)乡村景观形态治理系统复杂，社会基础丰富，根据演变规律与物质文化特征将形态区域区分为传统文化区、传统生活区、现代化生活区、现代化文化区、生态服务区和融合发展区，政府、企业、村民是塑造村落形态的参与者，三者与聚落空间的关系分别表现为政策保护、商业利益和居住需要。针对不同区域面临的问题，并结合村民、政府和企业可参与的途径以及管理空间的连续性，将空间进一步划分为保护区、整治区和更迭区，并提出差异化管理策略。

2.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庙下村落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是洋市镇庙下村的自然村落，有350户村民，共计1 281人(图 2)。庙下村落的形成发展受中国古代汉族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影响较为突出，宗族文化先于村落形态出现，历史可追溯千年，村落形态正式形成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600年的演化历程。庙下村落因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保留较为完整的文化景观特征，于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建筑布局严整、鳞次栉比，巷道接连不断，祠堂、水池、古井等独具特色，是中国传统村落的重要案例，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与美学价值。然而，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以庙下村落古建筑为中心，现代建筑打破古建筑原有形态并不断外扩，年轻劳动力逐渐向外迁移，村落空心化问题加剧，村落的历史文化正在被现代文化取代，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当前庙下村落形态正处于新旧融合的动态发展时期，在保护需求增加和环境变动加剧的背景下，选取庙下村作为本文研究案例，对传统村落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动态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  2  庙下村位置示意图和研究区概况

Figure  2.  Location and overview of Miaoxi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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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及资料包含调查问卷、庙下村档案及保护规划资料、庙下村志资料、数字地理信息数据、深度访谈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参与式制图的调研方法观察和感悟村民生活实践与时间空间的特定联系，从而识别出村落中非表征实践活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则是通过系统化、结构化的数据收集及深度交流获取一手资料，用于了解村民的行为活动、民风民俗和居住条件等情况，来理解和量化2.5D聚落空间中村民与村落的互动联系。具体而言，笔者团队分别于2021年8月和2022年8月在庙下村进行实地调研，获取村落形态、村民状况相关信息：(1)村落形态方面，对村落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含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居住人口、用途、面积、建筑年代、建筑结构、内部空间结构、建筑形态要素。共发放调查问卷231份，回收有效问卷210份，有效率为90.9%。在此基础上，综合庙下村建筑轮廓、建筑地块、路网、遥感影像数据和地形数据的数字地理信息数据以及庙下村档案及保护规划资料，绘制庙下村落建筑现状。(2)村民状况方面，采用深度访谈和电话访谈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迁移状况、住址变更历史以及古建筑保护与改造意愿进行调查，访谈累计31人次，访谈时长为30~120 min。采用参与式观察方法调研庙下村落民俗活动及村民日常活动空间，通过对活动开展情况、活动文化内涵以及村落社会关系网络、邻里交往等方面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建立乡村居民生活与空间形态之间的潜在关联。此外，从村里10多位老人处了解不同阶段村落的空间扩张、街巷系统和地块的生长和生长方式、村落内部重要节点要素的区位和变化情况，重构乡村发展与聚落形态变化之间的系统关联。

3.   结果与分析

3.1   庙下村落历史形态演化分析

受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庙下村落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具有鲜明特征。村落的历史可以借助建筑表征，反映村落形态的演化方向。本文通过建筑年代和村民回忆构建村落不同时期的形态，还原房屋建筑年代和灾毁情况历史特征，具体做法：首先，提取居民点的轮廓线；其次，采用几何学中最小凸包法绘制外部最大几何边界作为研究范围。以此分析居民点变迁历程。具体而言，庙下村落形态演化可以分为4个时期(表 1)。

表  1  庙下村落历史形态特征变化

Table  1.  Historical form characteristic changes in Miaoxia Village

时期	村落面积	扩张速度	村落形状	村落布局	建筑面积	建筑密度	边界形态
1950年之前	小	平稳扩张	方正形	均匀布局	小	宽松均匀	平整清晰
1951—1980年	中	快速扩张	团块状	较为均匀	中	密度较大	较为清晰
1981—2000年	中	缓慢扩张	不规则	布局混乱	较大	内密外疏	较为复杂
2001—2021年	大	增速扩张	不规则	布局混乱	大	密集分布	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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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0年之前：在宗族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庙下村落依湖而建，村落占地面积为9 hm²，边界周长为1 260 m，村内建筑占地面积为1.1 hm²，建筑密度为11个·hm^-2，初步形成“规模小、密度小、分布均匀”的传统村落形态。在这一时期，庙下村落边界平整清晰，房屋、巷道格局井然有序，中心感十分强烈，各类空间要素形成平衡的布局结构。(2)1951—1980年：原有的单个聚落空间布局被打破，庙下村落向另一侧河岸扩张，形成小型聚落团，面积急剧增加，达到24 hm²，较1950年之前增加164%。随着村落发展、人口增多，大量建筑增建，占地总面积增至4.8 hm²，村内建筑密度达到27个·hm^-2，村落形态呈现出“外部延伸，内部更新”的动态变化过程，村落维持较为清晰的边界，形态由方正形向团块状转变。(3)1981—2000年：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大量现代建筑侵占村落内部的空地并在村落外围沿水泥道路外扩，村落面积扩增至29 hm²，建筑面积增至6.3 hm²，建筑密度为29个·hm^-2，整体增速显著下降。河岸北侧建筑增加较为明显，村内建筑分布不均匀，表现出内部密集、外部杂乱疏松的分布特征，边界形态呈现出复杂化的演化趋势。(4)2001—2021年：庙下村落受外来文化入侵和时代的影响，发展停滞，局限于原有形态，村落边界凹凸不平，较为复杂，但村落和建筑面积均明显增加，分别为38和9.2 hm²，较上一时期分别增加31%和45%，内部规整紧密的建筑布局与外围散乱的区域之间以道路为界限形成较为清晰的历史演化边际带。

从形态的空间演化来看，庙下村聚落空间形态也呈现限制性扩张、集聚式增长、外延式发展和沿路式扩张4个不同阶段特征(图 3)。在1950年之前，受限于社会和战争环境，聚落空间扩张速度较为缓慢，村落发展尚未形成大规模聚集，规模较小，建筑密度较低，聚落之间边界清晰。然而，在宗族文化深厚背景下，聚落空间规划骨架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建筑主要采用天井式或“四方八进式”“四方六进式”等形式，体量较大，可供多户共居使用，主体建筑功能以居住和会客为主，外侧常有小型附属建筑空间作厨房、卫生间使用。1951—1980年间，随着时代背景转变，庙下村聚落空间发展活力旺盛，整体沿巷道骨架向河岸及聚落外围区域延伸，呈现出集聚式增长，规模化发展，团块式布局特征，这一时期对门江处聚落空间增长快速。建筑风格也发生变化，出现“田子屋”，体量有所缩小，并开始出现前廊作为挡雨和交流的场所空间。1981—2000年间，在改革开放和分户需求刺激下庙下村空间发展再次焕发活力，村落空间继续向外围扩张，同时向内填补零散空缺，并在外围区域和对门江处蔓延，这一时期新增地块呈现出内部聚集、外部松散、整体不规则分布特征。建筑风貌也发生较大转变，现代元素逐渐增加，传统元素开始减少。2001—2021年间，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庙下村村民生活改善需求旺盛，在交通需求刺激下，聚落空间逐渐向河流、环村路及县道周边集聚，呈现出沿路式扩张特征。建筑风貌以现代化洋楼为主，体量较大，内部功能分区完善，能够满足村民多种日常生活需求。

图  3  庙下村历史形态演化过程及特征

Figure  3.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historical form in Miaoxi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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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庙下村历史形态特征的系统分析得到，传统村落的演化不仅遵循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还显著受到村民生活习惯变迁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历经4个不同发展时期过程中，庙下村落形态演变展现出从初期均衡集聚到扩张更新，再到快速无序扩张并最终趋于停滞的轨迹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传统村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文化冲击和土地利用压力对乡村形态演变产生深刻且复杂的影响。伴随社会背景、经济条件的转变以及村民需求的多样性，村落建筑风格和聚落布局也发生显著变化，现代化设计理念逐渐融入村落发展及建设中。

3.2   庙下村落结构形态特征分析

庙下村落形态经历多个时期演化后，在村落内部形成较为完整、有序的结构形态。通过对村落内部结构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与空间互动的过程与结果。同时，村落结构形态构成要素也表现出明显的演化特征，并对村落周边和未来形态产生辐射作用。如表 2所示，庙下村结构形态由点、线、面3大要素组成^[31-33]，反映传统村落中人与空间共同构成的“物质-文化互动”的复杂景观形态：(1)点要素共计16处，涵盖古凉亭、祠堂和钟楼等重要场所，承载着村民戏曲庆典、宗族祭礼、烤烟加工和古井洗涤等生活生产内容，可以被划分为精神文化、休闲娱乐、农业生产和生活设施4大类型。点要素在形态演化中起到关键性的连接作用，也对村民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产生积极的凝聚作用。(2)线要素数量较多，分为村落内部巷道、环村路和乡镇道路。石板巷道是村民日常通行场所，同时也为村民社交、聊天、纳凉提供便利，但不具备通车能力。环村路和乡镇道路采用水泥、沥青材质，路面较宽，可满足车辆通行需求。线要素不仅构成了庙下村总体骨架，还反映村落形态演化的历史轨迹。(3)面要素主要分为6大板块，包含农田、林草和建筑等多个平面区域，涵盖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区域，边界清晰。板块组合中村落靠山、临塘、面水、近田风水特征明显。面状要素的演化是以聚落建筑扩张、农田及林草板块收缩促使村落形态整体发生变化。系统性认识和了解庙下村形态中各结构要素演变规律，可以为村落空间价值保护提供一定依据。

表  2  庙下村落形态要素结构特征

Table  2.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ical elements in Miaoxia Village

结构类型	评价指标	特征现状	非表征活动
点	数量	16处	打牌、聊天互动、烤烟加工、古井洗涤、体育运动
	形态	内密外疏
	功能	精神文化、休闲娱乐、农业生产、生活设施
线	数量	较多	出行交通、社交聊天、纳凉
	形态	石板、水泥、沥青材质
	功能	出行交通、雨水排放、社会功能
面	数量	6大板块	风水塘及风水林维护、背山面水建筑朝向
	形态	山-村-塘-河-田布局，边界清晰
	功能	生活、生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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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从结构形态的空间特征来看，首先，在点要素方面，其空间分布表现为文化功能点要素在村落东北宗祠附近及中心处集聚，生产、休闲功能点要素在村落外围分散分布的特征。这一特点不仅反映村落基于宗族文化所形成的内向性凝聚力，也体现随着人口增长、村落外扩过程中不断增加的生产和休闲娱乐需求。不同类型点要素在村落演化过程中，其重要性和功能也在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要求和村民需要。例如，阳、广公祠在1950年代是宗族支系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象征族内的血脉联系。

图  4  庙下村落结构形态要素空间分布

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ructural elements in Miaoxi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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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宗族支系力量逐渐减弱，功能逐渐被祖祠取代。同时，人们生活需求也赋予一些文化场所休闲、娱乐、社交等多重功能，具体而言，较多村民倾向于每日午后选择古树、古凉亭或烤烟加工房等场所作为纳凉、聊天和分享日常的社交空间，这一时间空间行为的组合模式已成为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在线要素方面，村落步行道狭窄、交叉纵横，呈现出棋盘式布局特征，村内道路及乡镇道路环绕包裹村落外围，向外延伸。步行道最初主要承载村民交通需求，并服务于村民日常交流、娱乐活动，为其提供场所和空间。但随着交通工具更新换代，村内交通需求促使外围道路逐渐加宽、延展、外扩，材质也逐渐转变为更适合车辆通行的水泥、沥青路面，线状道路的发展折射出村落整体发展轨迹和趋势。在面要素方面，不同功能板块在村落中呈现出规则有序的布局，各板块之间界限清晰。在村落演变过程中由于风水文化力量，聚落靠山、临塘、面水、近田空间格局一直得以保留。具体而言，万桐山和风水塘作为村落中重要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由村委会指派专人进行维护与管理。同时，村中的中老年人群体依然执行传统风水丧葬仪式。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村民对待土地资源的态度有所转变，丘陵山区普遍存在的惜地、护林观念有所松动，为满足聚落建筑不断扩张的需求，农田和林草板块逐渐被新增建筑取代，整体格局有所改变。

3.3   庙下村景观文化形态分析

乡村内空间表达是居民将一些生产生活的积淀以民居形式附着乡村土地，以2.5D形式呈现的空间表达(图 5)。通过深入挖掘村落中景观文化内涵，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传统村落内在价值及其独特性，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和传承。本文进一步以村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物质文化为基础，结合表征理论，以乡村聚落内1 086处现存建筑为评价单元，对附着于文化载体要素的传统村落隐性空间进行更细致地识别与分析。对于文化载体要素筛选，参考相关文献^[34-36]，本文确定以建筑形态为主体的6个指标，分别为用地类型、建筑质量、建筑年代、建筑层数、建筑风貌和屋顶形式。基于2.5D空间表达的方式进行空间细节剖析，不但可以展现出平面关系的空间临近性，也进一步体现一种超过结构层面的立体层面的空间形态。传统村落文化形态载体要素及其文化价值见表 3。

图  5  传统村落2.5D空间表达

Figure  5.  2.5D spatial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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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庙下村落功能文化形态要素及其内涵

Table  3.  Functional cultural form elements and their connotations in Miaoxia Village

景观文化要素	评价指标	景观文化特征	非表征属性
用地类型	多功能性	多种功能价值空间并存	地域特色
建筑年代	历史性	不同时期建筑文化空间并存	传统特色
建筑质量	独特性	功能价值需求转变特征明显	传统特色
建筑风貌	独特性	古建筑区域道教思想浓厚、审美及美好生活追求强烈	传统特色
建筑层数	实用性	沿袭传统二层空间模式，辅助空间较多	地域特色
屋顶形式	实用性	坡屋顶形式主导，利于排水通风	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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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所示，庙下村乡村景观文化形态特点包括以下6个方面：(1)从用地类型来看，乡村中多种功能价值空间共存。其中，居住用地占比最大，人口居住空间需求旺盛。文体用地布局独特，宗祠、古凉亭、戏台和广场主要集中在村落中心及东北角区域，用于村民祭祖、戏曲表演、娱乐交流和庆典活动，构成村民社会文化空间。生产设施用地主要为烤烟加工房，这不仅是村民日常工作场所，也是交流、农业互助的场所，主要分布在村落外围，与农田紧密相连，构成庙下村落农耕文化空间。(2)从建筑年代来看，庙下村落多时期建筑文化空间共存。1950年之前、1951—1980年传统特色建筑主要集聚在村落核心区域，1981—2000年、2001—2021年现代风格建筑主要分布在村落外围区域及对门江处，文化多样性丰富，建筑工艺及历史背景差异较大。(3)在建筑质量方面，村民建筑功能价值需求空间转变特征明显。村落中心区域的古建筑质量一般，甚至较差，且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内部功能空间单一，难以满足村民生活需要，空置率极高，失去人类活动的古建筑缺乏修缮，部分已经倒塌或当作临时储物空间使用。与此相反，外围现代风格建筑功能空间多样，且质量普遍较好。(4)在建筑风貌方面，古建筑区域建筑细部装饰精美，寓意丰富，细节处绘有阴阳鱼图案，体现村民的道教思想、审美艺术，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该区域建筑样式分为天井屋、“四方八进屋”“四方六进屋”等，保留了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特色。(5)建筑层数分布反映地域文化空间，二层建筑占比较大，分布较为集中，由于地形环境限制、气候潮湿、土地资源稀缺使得湘南地区多数民居仍沿袭传统二层竖向空间模式。一层建筑主要为二层建筑辅助空间，如厨房、卫生间及生产设施空间等，数量较多，分布零散。三层建筑主要为近年来新增的现代化住宅，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村落外围沿路区域。(6)在屋顶形式方面，坡顶建筑占据主导地位，集中分布在村落中心区域，坡顶设计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气候潮湿、降水丰富的影响，这种设计有利于排水和通风，减少潮湿对房屋结构的侵蚀。平顶建筑则主要分布在村落的外围区域，数量相对较少，以建于1980年之后的现代化住宅居多，主要受外来建筑风格影响。

图  6  庙下村乡村文化形态特征

Figure  6.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Miaoxi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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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物质-文化特征分区的传统村落保护策略

4.1   基于物质-文化特征形态分区

庙下村落内部空间结构复杂，人居环境与空间特征关系密切。基于物质-文化互动过程的复杂性，本研究主要采用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庙下村落进行综合分区研究。在空间聚类基础上，综合考虑聚落空间点要素的分布特征〔图 7(a)〕、线要素的形态特征〔图 7(b)〕和面要素的功能特征〔图 7(c)〕，通过物质表征要素的形态、数量和功能以及物质空间所承载的非表征活动进行各分区的边界划分、要素确定、区别分类。在功能分区界定过程中，村落中主要道路和用地边界自然地成为区别不同地块区域的界线，以线要素的形态延伸趋势与面要素的形态边界构成分区基础框架，作为界定不同地块间界限的依据。随后，通过对各地块区域内各类要素数量统计与功能分析，采取归并策略，将具有相似属性的要素划分至相应的功能分区内。这些分区所承载的村民活动范畴广泛，涵盖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和农业生产3大核心类别，基于对不同地块的共性提取，最终形成庙下村落的6类分区体系〔图 7(d)〕。

图  7  庙下村落形态分区及其管控策略

Figure  7.  Morphological zoning and its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Miaoxi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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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类空间区域特征及其分布如下：(1)传统文化区主要位于庙下村落中心地带，区域内集中了丰富的文化点要素景观，如明、清、民国等多时期古建筑、古凉亭、宗祠和戏台等。这些古迹不仅仅是物质的体现，更是村民精神文化空间的重要载体。(2)传统生活区主要位于庙下村落左侧，紧邻传统文化区，该区域内建筑依然保留着一些传统元素，但建筑形态整体有所改观，并且空间布局较为凌乱。区域内仍可看到传统的烤烟房、古井和石板路，反映出村民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和日常习俗。(3)现代化文化区主要位于对门江临近道路及庙下大村风水林处。近年来，区域内新建了老年服务中心、广场及相关服务设施，展现强烈的现代社区文化氛围。(4)现代化生活区包含多个面状片区，主体区域是庙下大村东北处临近县道区域、农田与庙下大村北侧、西南侧地带以及对门江附近的后山区域。这一区域以现代化、多功能空间的建筑为主，且多临近交通要道，村民出行便利。村民多以外出务工为生，形成了候鸟式的居住模式。(5)生态服务区核心构成部分为村内林地区域，在当地被村民称为“后龙山”，被雷氏族人世代守护。该区域不仅调节着村落的小气候，维持着村落物种多样性，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生态-文化双重价值属性。(6)融合发展区是一个功能多样化区域，主体区域包含村落的农田、溪流板块。其中，农田中烤烟-水稻的水旱轮作种植模式，不仅为村民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还有效维护土壤肥力和生态平衡。溪流则发挥着多重关键作用，它不仅可以保障村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需求，还在生态系统中起着调节作用。此外，溪流也是村民捕鱼、戏水等日常休闲活动场所，具有社会文化价值。

4.2   传统村落实施分类保护开发的优化策略

庙下村落空间形态问题是南方丘陵山区偏远地带传统村落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缩影，与其经济背景、政治环境和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密切相关。划分管理单元实施分区域管护发展政策，是平衡“人-人”关系、“人-形态”长期良性互动的重要手段。庙下村落的保护并不是简单地维持表象空间中历史元素现状，而是深入挖掘表象空间中隐含的人文要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便对传统村落形态进行更为有效的保护。在探讨功能分区优化策略时，本文以庙下村落6大功能类型分区为基础，参考2014年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综合考虑多功能性、历史价值、完整性保留和实用性需求这4个核心维度，以保证当地传统特色、地域特色文化基底不改变为前提，依据文化表征要素与这4个维度的契合度，对庙下村落不同区域实施层次化的优化策略。具体而言，将村落划分为3个区域(图 8)：首要为保护区，包含在4个维度均表现突出或在某个维度具有重要价值的地块，需要在政府领导下实现村落的保护与建设；其次为整治区，保留一定历史文化特征以及拥有基本实用价值的地块，但需通过一定干预以提升其多功能性和完整性，村民的活动在该区域发挥重要作用；最后为更迭区，该区域可能需进行较为彻底的整治，以适应新时代的功能需求，但在此过程中仍需尊重并融入村落的历史文脉，确保文化表征的延续性，可引导相关企业在该区域进行建设开发。

图  8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保护行动者网络

Figure  8.  Protection actor network for the spatial morpholog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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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涵盖传统文化区、生态服务区和融合区的大部分区域，总面积达21.96 hm²，占整体区域面积的60.71%。该区域面临问题主要是人口外流带来的传统文化区空心化、农业衰退和环境质量恶化等现象。针对这些挑战，区域应注重物质形态与文化价值的双重保护，实施整体性保护与功能性保护相结合的方式，需要以政府为主导，村民辅助相关保护措施的落实。在保护区内，对于传统建筑，应谨慎实施现代化改造或重建，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此外，应特别关注并鼓励村民的传统文化活动，例如宗族祭祖仪式、传统戏曲及游艺表演、风水林保护行动、水源涵养地维护等，通过激发村民内在动力，实现物质形态与精神文化遗产的传承。

整治区包含传统生活区以及传统文化区和现代生活区的小部分区域，占地面积为3.25 hm²，占整体区域面积的8.98%。该区域面临的核心挑战源自建筑改造活动，具体表现为安全隐患和建筑风貌的破坏性改造两大问题。区域内建筑物多为1950年之后所建，尽管其外观尚保留古建筑风貌特征，但内部设施陈旧，且居住人口密度较高。村民自发进行的改造活动较普遍，且缺乏专业指导，导致建筑物水电网络等线路存在安全隐患，而古建筑的自发翻新则引发建筑风貌的严重拼贴现象，破坏了原有风貌协调性。针对上述问题，村民需要积极参与整治区的各项活动，由地方政府为村落改造制定供村民参考的统一标准，治理重点聚焦于因破坏性改造而引发的形态变化问题，采取科学合理措施予以修复与提升。具体而言，在建筑外观的改造中融入传统元素，如大门墀头、门窗、檐口、廊心墙等部位，并装饰以传统雕刻图案，以期实现村落整体建筑外部风貌的和谐统一。同时，利用传统巷道的石板路格局，引导村民进行有序、规范的建设活动，以有效改善当前布局凌乱的现状。此外，政府应积极承担起组织安排的责任，对危房进行改造，并对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修复与升级，以确保居民生活安全与便利。

更迭区主体包含现代生活区和现代文化区，总面积共计10.96 hm²，占整体区域面积的30.31%。该区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满足多元文化需求、协调多元文化及其开发利用。该区域需重点关注在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传统村落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旅游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需要企业主动了解村民生活习惯与政府规章制度，积极建设具备当地乡土特色的产品设施。在多元文化需求方面，尽管现代文化区域已经修缮有一些现代广场，但使用频率较低。由于村中儿童较少，而老年人更倾向于在古树和古凉亭处休息，因此公共场所可以考虑进行仿古风格的更迭。在多元文化协调方面，更迭区域内的现代风格建筑显得不和谐，可以适度融入传统建筑元素，以实现更好的整体协调性。在文化价值开发与利用方面，政府在村庄规划中需要明确各地块功能划分，确保一些地块可以用于旅馆、车库等公共设施的修建，以满足旅游发展和村民生活需要。同时，企业应积极引入现代文旅设施，进行旅游开发、产品销售，以文旅融合方式实现对村落形态的有效保护与发展的双重目标。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化、结构特征和文化内涵，通过物质形态得以表征，共同构成独特的乡土景观。这些村落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载体。而生活在同一村落中的人们，通过日常非表征性活动，不断影响、改造村庄，使其既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又能延续传统发展脉络。这种人与村落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独特共生关系。通过对庙下村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形态作为研究传统村落的重要媒介，深入探讨物质与文化互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形态特征的多重表现形式。这种探讨不仅关注物质形态的表面特征，更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关系，为识别空间中人的作用提供新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

然而，由于形态特征的识别具有一定间接性，且传统村落中的社会关系复杂多变，对长期生活于村落中的村民的复杂社会关系仍缺乏深刻理解。因此，有关传统村落中“人”这一要素的识别和研究，仍有待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未来研究需要更加关注村民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以及他们与村落物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传统村落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5.2   结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量传统村落面临着现代化改造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通过村落形态特征分析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管理单元划分，解决多个作用者在村落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诉求关系问题，有助于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本文通过对庙下村落的实证研究，构建村落形态特征识别体系，挖掘形态演化中形成的物质文化特征，对其进行分区，提出多主体参与的传统村落治理策略。得出以下结论：

(1) 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影响，庙下村落形态呈现出限制性扩张、集聚式增长、外延式发展和沿路式扩张4个阶段。村落内部形成由点、线、面交织而成的完整有序结构。其中，点要素在东北宗祠附近及中心处集聚，线要素呈交叉纵横的棋盘式布局，面要素的功能板块呈界限清晰的规则有序布局。不同点线面物质要素作为村民活动的载体，表现出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的景观形态。

(2) 规整的村落形态是对传统的继承，对乡村形态保护的关键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保护，但在村落外围适当打破传统的形态规则，有利于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本文基于物质-文化特征形态研究，将庙下村分为传统文化区、传统生活区、现代化文化区、现代化生活区、生态服务区和融合发展区6种功能类型，并进一步从管理策略上归为保护区、整治区和更迭区，以由村民、政府和企业主体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为逻辑出发点，对不同区域的开发保护提出建议，为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

(3) 稳定的宗族关系使得庙下村在面对外来要素入侵时能够维系核心的村落样貌，以传统文化为本源的表象形态在演化过程中得以延续。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实际是实现村内传统单一元素与村外现代多样元素的和谐共融，在规划庙下村未来发展路径时，应注重对村落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